每年近千万人离世，只有3%走进安宁疗护：卡的不是病房，是账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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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每年死亡人数在960万到990万之间，其中接受过安宁疗护服务的约3%——折算下来约29万至30万人。另一头，2024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3.1亿，与衰老相伴的老年病流行度持续上升，临终阶段的照护需求正从少数家庭的难题变成普遍的服务需求。供给与需求之间那条近千万人的差额，多数是在急诊室和ICU里被消化掉的。
中国每年死亡人数在960万到990万之间，其中接受过安宁疗护服务的约3%——折算下来约29万至30万人。另一头，2024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已超过3.1亿，与衰老相伴的老年病流行度持续上升，临终阶段的照护需求正从少数家庭的难题变成普遍的服务需求。供给与需求之间那条近千万人的差额，多数是在急诊室和ICU里被消化掉的。
供给已经形成三种形态。大医院模式设在二、三级医院，收症状较重、需要住院的患者，也有相对独立的安宁疗护中心；社区模式落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，以及康复、护理、养老、医养结合等机构，症状轻且稳定的患者可在机构或居家接受服务；居家与家庭模式依托家庭病床、家庭医生、巡诊、上门服务和互联网远程服务完成。三种形态并存，理论上覆盖了从急性症状控制到长期照护的梯度。
制度起步不算晚。1988年天津成立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，1990年出现第一家临终关怀病房；2017年国家在90个市（区）启动安宁疗护试点，2019年启动第二批并着手制定标准规范；2022年医养结合指导意见鼓励医养结合机构提供安宁疗护服务，“十四五"健康老龄化规划将其列为主要任务，“十五五"规划进一步提出扩大康复护理、安宁疗护服务供给。
真正的堵点有两个，都不在"要不要建”。
第一个是钱。安宁疗护科室没有高精尖手术和检查可创收，支出却以人力为主——医生、护士、心理师、社工，加上场地。收费低、不盈利，机构就不愿开设或扩大床位，“一床难求"由此形成。更关键的是支付口径：基本医保多按项目报销，报的是药品、检查等符合疾病诊疗的项目；而安宁疗护的主要成本恰恰是床位费、护理费、心理关怀这类非治疗性服务，支付标准极低甚至不予支付。服务越接近"安宁"的本质，越难在账单上被承认。
第二个是人。护理人员薪酬偏低、劳动强度大、社会理解不足；医学院校本专科阶段开设安宁疗护课程的院校不多，在职培训的力度、广度、深度都不够。服务规范也未统一，收治准入标准、多学科协作流程、质量评估指标缺少可操作的统一口径，服务水平参差。
分布构成第三个变量。资源集中在东部沿海和珠三角，中西部、东北地区近乎空白或只有零星机构勉强支撑；城市里又集中在省会和大城市，农村几乎是真空地带。而大量需要这类服务的终末期患者，恰恰住在农村。观念则是最后一层阻力：在"全力救治"才算尽孝的语境下，家属提出放弃过度治疗，往往要先承受来自亲友的质疑。
聚看解读
3%看起来是供给不足，实质是支付制度没有为"不抢救"定价。按项目付费奖励的是检查与治疗，安宁疗护的核心价值——减痛、沟通、陪伴、让家属接受结局——无法转成收费项。科室亏损不是管理问题，是付费规则的结果。这也解释了一个反常识现象：越是把安宁疗护做得到位、越少做无效治疗的机构，账面越难看。
扩容的杠杆有三根。一是支付方式，按人头或打包付费，把"预期生存期内的整体照护"作为一个付费单元，机构才有动力减少无效治疗、把资源投向症状控制与家属支持。二是支付范围，把个性化护理、心理关怀、社工与哀伤辅导纳入报销目录，让非治疗性服务有价格。三是服务网络，把安宁疗护功能下沉到社区和乡镇敬老院，比在三级医院加床位更接近农村的真实需求。
对产业来说，增量不在病房基建，而在三块能被采购的能力：居家与社区的上门照护团队、哀伤辅导与心理支持的专业服务、面向基层的安宁疗护培训与规范输出。谁能把这三块做成可计价、可考核的服务包，谁就能接住3%之外的缺口。反过来，只盯着"建病房、加床位"的供给扩张，大概率会重复一遍亏损科室的老路。